中国自古就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这种说法，发指的就是头发，可以看出古人对于头发的重视以及珍贵。我们看古代剧的时候，也可能看到无论是男还是女，都留着长长的头发，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古人要留长发？本期的民族文化带你去了解。
现代人很难想象，春秋时期的先民为何如此执着于头发，以至于在我们看来达到一种病态的程度。当时的人们对人的体毛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归类，汉朝时整理的《说文解字》记载了九千三百五十三个字，归结为五百四十个部首，其中关于人体毛的部首就有五个：表现长毛的“髟”、表现颚须的“须”、表现眉毛的“眉”、表现“腮须”的“而”、表现下垂腮须的“垂”。就“髟”部里，从形容头发长、头发多、头发美等状态，到描述头发绾结方法、对头发的动作加起来就有四十一个字，光形容头发长就有四个专门的字，每一个字都有微妙的区别比较头发的长短。而在甲骨文当中，“长”这个字本来就是长发的意思，以后才演变成长短的长。
春秋时期的先民每日梳头，每隔三日后洗发，成人后不再剪发，而且成年男性还用假发补充头发。当时的人们很看重浓密的头发，使用假发就是为了在视觉上增加头发的分量。
头发的多少，也被视为衡量一个人贤良的尺度。《国语·晋语九》记载的判断优秀贵族继承人标准的“五贤”，最重要的是“美鬓长大”，就是说长发美髯，身材高大，而非折冲樽俎，运筹帷幄。
一个好的国君贤臣，比如周文王管夷吾，必须须发茂密，而他的身边总是围绕着长鬓美髦的君子。国家刑罚中的剃发、剃须也具有刑罚的实际效果，而普通人剪掉他人的头发或胡须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犯罪行为。
对当时人来说，丧失须发与肉刑丧失手足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前者是精神上的痛苦，后者是肉体上的痛苦，人们对失去须发存有畏惧感。为了保卫头发，他们用布将头包起来避免头发裸露。吕思勉在《先秦史》中反复强调，当时人认为头发是不能给别人看的。我想，古人披头散发某种意义上，就像阿拉伯妇女被扒掉面巾，朝鲜女性被扒去裤子。
不难想见，毛发在当时必然是被赋予极其重要的意义，方才在语言文字当中留下绵绵痕迹。许多人认为剃须技术的不便，是促使古人留长发的直接原因。
诚然，春秋时期生产力极度落后，虽然被后人视之为青铜器时代，但青铜器在这个时代始终是奢侈品，普通人不一定能够购置，事实上直到东汉末依然存在农民使用木制乃至骨制农具耕作的现象。更何况先民留长发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夏商周三代以前的石器时代，也就是说传说中的黄帝的时代。使用不够锐利的石器刮除体毛，无异于一场酷刑。
然而建立于农耕劳作基础上的血亲宗族社会以及至今阴魂不散的巫术式思维方式的共同作用，才应是主导人们形成蓄养长发观念的原因。人类最早的思维方式都是巫术式的，巫术是“基于一种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并认为人凭借这样的力量可以控制周围的世界”。
江绍原在《发须爪》里归纳了中国古代与头发相关的六种习俗：一、具有药物的疗效；二、视之为疾病的原因之一；三、头发与人身体具有某种关联，对脱离肉体的毛发施加某种行为，会影响到本体；四、头发能做人的替身；五、剪头发应搭配良辰吉日；六、死者留下的毛发也应埋葬。
他按这个分类，举出与头发相干的三种物理事实：一、头发的颜色与长度与人的身体健康息息相关；二、头发最易长存，哪怕肉体腐烂，毛发也能保存下来；三、人体唯有发、须、爪能周而复生。江绍原认为，通过对这些事实的观察，人们得出了以下两个观念：头发是人身体的精华，保养头发有益于身体健康，损害头发则有伤身体；人与头发保持着持续的联系，哪怕两者相分离，也不能切断两者干系。第一种观念前面已经说了是相似律，这第二种观念，便是弗雷泽所谓的“接触律”。
再然后，对头发的这种认识，被人们给联系到植物身上。对于一个农耕社会来说，能否让作物取得丰收，是维系种群的关键。在古人看来，草、五谷乃至一般植物，与人类的生命力有相似性，很可能也存在某种内在干连，以至于在古汉语中，所谓的“毛”，就是草的意思。人们相信，人如果蓄养长发和旺盛的体毛，同样会让作物茂盛。
人的肉体，在属于自己的同时，还是父母遗传下来的父母的肉体，不能随意损伤。后世归纳成“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孝经：开宗明义章》）的观念，在远古时代就成为当然的存在。本族的永存，就是在这种不断重复的父子继承和上自始祖下至子孙的生命连续，通过在自己肉体中的体现得到确认，并达到目的。
自己的肉体不单是自己的，也是祖先的，还是子孙的。这样的观念与受到基督教影响的现代文明自是格格不入，基督教认为除了上帝之外，人的肉体在尘世只归自己支配。脱胎自基督教的自由主义则抹消了上帝的存在，主张人对肉体具有绝对的所有权，身体只不过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之一。深受现代文明恩惠的我们，也就很难理解曾子一生兢兢业业，不敢损及发肤的心理了。
在古人看来长发不但体现着个人的生命力，同时也与作物茂盛息息相关，更与家族的繁衍有着密切的联系。
